识人方法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符合此三条标准者，方能担当重任。
1.识人用人，以德为先
识人方法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庸庸碌碌、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后胜股肱之任。
也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德应重于才，但在这个前提下，又要注重量与才的问题。坚持德量才三者的统一。坚持选拔人才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德，二是量，三是才。德，即刚直无私，忠诚廉洁，而不能只是庸庸碌碌，无人诽谤也无人赞扬。量，指能接受正确意见，容纳贤才，而不能只是城府深，能忍耐，保住俸禄和地位。才，指奋发有为，能随机应变，而不能只是耍小聪明，口齿伶俐，办公文熟练。符合这三条标准才能担当重任。
用人以德才兼备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只能以掌握现有的人才资料，按其德才而任用。
而历代英明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方法，至今仍很值得借鉴。
诸葛亮择官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得宦官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董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祎、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诸葛亮提拔蒋琬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每次出征，蒋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常赞蒋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诸葛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死，蒋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祎代之，费祎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安宁，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以复兴蜀汉，其夙愿虽不实现，足见其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祎、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41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45年，但早在17年前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名存实亡，其政权存在实际只有28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27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者辅佐之故。
2.刘基自知知人
身为一个领导，在知人的同时，也要做到自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识别、使用人才。关于这一点，明代的刘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是明朝开国功臣，也是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明朝建立之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明朝的许多重要事务，特别是起用人才等用人问题几乎都是由他和朱元璋一起处理的。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责备丞相李善长，并流露出罢用他的意向。刘基对朱元璋说：“李善长是有功勋的旧臣，他能够协调好诸位将军之间的关系。”朱元璋说：“这个人几次说你坏话，欲加害于你，你还维护他的地位吗？我想要你做丞相呢！”刘基叩头，一边拒绝，一边解释：“更换丞相有如更换房柱，必须用大木，如果用一束束细木条捆绑一起替代，房子顷刻就会倒坍。”
不久，李善长罢相，朱元璋准备以杨宪为相，杨宪与刘基过从甚密，朱元璋以为会得到刘基的支持。不料，刘基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他是指杨宪这个人难以做到像水那样公平，以义理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这个人器量狭小浅薄，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胡惟庸怎样，刘基比喻说，犹如一匹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把车驾翻了。
朱元璋想了想说：“我选相才，实在没有人能超过你的。”刘基说，我这个人疾恶如仇，性情太刚，又缺乏处理繁杂事务的耐心，让我任丞相会有负皇帝的恩宠，“天下何患无才，唯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只诚未见其可也”。
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胡惟庸还任丞相八年，但都相继败亡了，原因正如刘基早年预言的那样。
刘基是一个智者，十分善于辨识人才，对于几位丞相人选的才德洞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自己是丞相的合适人选，对人对己把握得准确而公正。
知人容易，自知困难。但是，只有做到自知，我们才会更好地知人、识人。因此，领导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不足和优点，努力做到公正地对待人才。
3.二蜜桃杀三勇士
雄悍的人有勇力，又暴躁，只认两个拳头就是天下的道理。这样的人恃强鲁莽，为人很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属性情中人。他们的优点是为人单纯，没有多少回肠弯曲的心机，敢说敢做敢当，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对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听计从，忠心耿耿，赤胆忠诚，绝不出卖朋友。缺点是对人不对事，服人不服法，任凭性情做事，只要是自己的朋友，于己有恩，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都盲目地给予帮助。也因其鲁莽，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坏事情。
春秋时期，齐国有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捷三勇士，很得国王齐景公宠爱。三人结义为兄弟，自诩“齐国三杰”。他们挟功恃宠，横行霸道，目中无人，甚至在齐王面前也“你我”相称。乱臣陈无字、梁邱据等乘机收买他们，阴谋夺取政权。
相国晏婴眼见这种恶势力逐渐扩大，危害国政，暗暗担忧。他明白奸党的主力在于武力，三勇士就是王牌，屡次想把三人除掉，但他们正得宠，如果直接行动齐王不从，反而弄巧成拙。
有一天，邻邦的国王鲁昭公带了司礼的臣子叔孙来访问，谒见齐景公。景公立即设宴款待，也叫相国晏婴司礼；文武官员全体列席，以壮威仪；三勇士也奉陪左右，威武十足，摆出不可一世的骄态。
酒过三巡，晏婴上前奏请，说：“眼下御园里的金桃熟了，难得有此盛会，可否摘来宴客？”景公即派掌园官去摘取，晏婴却说：“金桃是难得的仙果，必由我亲自去监摘，这才显得庄重。”
金桃摘回，装在盘子里，每个有碗口般大，香浓红艳，清芳可人。景公问：“只有这么几个吗？”
晏婴答：“树上还有三四个未成熟，只可摘六个！”
两位大王各拿一个吃，仙桃美味可口，他们互相赞赏。景公乘兴对叔孙说：“这仙桃是难得之物，叔孙大夫贤名远播，有功于邦交，赏你一个吧！”
叔孙跪下答：“我哪里及得上贵国晏相国呢，仙桃应该赐给他才对！”
景公便说：“既然你们相让，就各赏一个！”
盘里只剩下两个金桃，晏婴复请示景公，传谕两旁文武官员，让各人自报功绩，功高者得食此桃。
勇士公孙捷挺身而出，说：“从前我跟主公在桐山打猎，亲手打死一只吊睛白额虎，解主公的围，这功劳不大吗？”
晏婴说：“擎天保驾之功，应该受赐！”
公孙捷很快把金桃咽下肚里去，傲眼左右横扫。古冶子不服，站起来说：“虎有什么了不起，我在黄河的惊涛骇浪中，浮沉九里，斩骄龟之头，救主上性命，你看这功劳怎样？”
景公说：“真是难能，若非将军，一船人都要溺死！”把金桃和酒赐给他。可是，另一位勇士田开疆却说：“本人曾奉命去攻打徐国，俘虏五百多人，逼徐国纳款投降，威震邻邦，使他们上表朝贡，为国家奠定盟主地位。这算不算功劳？该不该受赐？”
晏婴立刻回奏景公说：“田将军的功劳，确比公孙捷和古冶子两位将军大十倍，但可惜金桃已赐完了，可否先赐一杯酒，待金桃熟时再补？”
景公安慰田开疆说：“田将军！你的功劳最大，可惜你说得太迟。”
田开疆再也听不下去，按剑大嚷：“斩龟打虎，有什么了不起？我为国家跋涉千里，血战功成，反受冷落，在两国君臣面前受辱，为人耻笑，还有什么颜面立于朝廷上？”拔剑自刎而死。公孙捷大吃一惊，亦拔剑而出，说：“我们功小而得到赏赐，田将军功大，反而吃不着金桃，于情于理，绝对说不过去！”手起剑落，也自杀了。古冶子跳出来，激动得几乎发狂地说：“我们三人是结拜兄弟，誓同生死，今两人已亡，我又岂可独生？”
话刚说完，人头已经落地，景公想制止也来不及了。齐国三位武夫，无论打虎斩龟，还是攻城略地，确实称得上勇敢，但只是匹夫之勇。两个桃杀了三个武士。他们不能忍耐自己的骄悍之勇，才被晏婴利用。
4.“傻”阿留才气过人
朴实之人，胸怀坦荡，性情质朴敦厚，没有心机，不善机巧，有质朴无私的优点。但为人过于坦白直诚，心中藏不住事，有什么说什么，太显山露水，城府不够，甚至可能被大家当傻瓜看，作为取笑的对象。与这种人合作，尽可以放心。但因其缺乏心机，办事草率，有时又一味蛮干，不听劝阻，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也说。
明代周元素是江苏太仓一带小有名气的画家，他有一个画童叫阿留，跟随他已有四五年了。十三四岁的阿留，大大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一副憨厚的样子，看起来傻乎乎的。
一天早上，周元素外出前对阿留交代说：“你在家看好门，有谁来了，记住他的样子，等我回来再告诉我。”
晚上，周元素回来后问阿留：“今天有谁来找过我吗？”
“有，来了好几个哩。”阿留一边用手比画着，一边一口气讲下去，“有个矮矮胖胖的，有个瘦瘦高高的，有个漂漂亮亮的，还有个拄着拐杖的老头。”
周元素听明白了，笑笑又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阿留嘿嘿笑着回答：“我怕来的人多了记不住，老头子走后，我就闩上了大门，没再出去过。”
周元素没再说什么。他是个很忠厚的长者，也了解阿留就是这么笨的一个人，至少在这方面他毫无长处可言。
不仅如此，阿留还闹出了不少生活中的笑话。例如有一次，周元素家的一张床折了一条腿，他让阿留去树林里找根合适的树杈，拿回来修床。阿留拿把斧头就出去了，在树林里转来转去，足足找了大半天，结果还是空着两手回来了。周元素和家人都在厅堂中，他问阿留：“怎么到现在才回？我们都在等你呢。”只见阿留非常认真地说：“因为找不到一根合适的树杈，我在树林里转了又转，所以才费了这老半天时间。”
周元素说：“那么多的树杈，怎么说找不到呢？随便找一根把它砍下来，不就行了吗？”
阿留伸开两根手指头，向上伸了伸，说：“您不知道，树杈是朝上长的，没有像床腿那样向下长的。”
周元素一家人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但阿留也有长处，周元素写字、画画时，一定要阿留为他磨墨、调颜料。阿留把墨磨得很浓，用他磨的墨写出的字，在日光、灯光下可以反射出光泽。至于调颜料，阿留对色彩的辨别力似乎特别强，周元素吩咐要什么颜色，阿留总能调得恰到好处，从来不会出差错。
周元素写字、画画时，阿留站在一边专注地看着。周元素画花鸟，有时阿留对他说，这朵花的颜色再重些，那只鸟的尾部可增加点什么颜色，周元素采纳阿留的建议后，效果往往好得多。
一天，周元素铺开纸张，动手作画，阿留在一旁看得很专心。周元素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阿留说：“你是不是也看出点什么名堂来了？你能画几笔吗？”
阿留竟然很认真地回答说：“这有什么难的！”
“噢？那你就画给我看看吧！”周元素说着把手中的画笔递给了阿留。
阿留卷了卷袖子，开始在纸上画起来。不一会儿，一幅出水芙蓉图画好了：满塘水波荡漾，一片小小的荷叶在微风中摇动，一只蜻蜓正准备在荷叶上停留。整幅图，取意于杨万里的诗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周元素拿起画来，仔细端详。这幅画意境开阔，构图匀称，浓淡相宜，确是一幅好画。要不是亲眼看到了阿留作画的全部过程，周元素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样一幅画会是出自这个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小画童之手。
接着，周元素要阿留再画一幅。阿留沉思一会儿，很快又画了一幅，那画面上是微风吹拂着一株才舒展开眉眼的柔柳，燕子斜着身子从天空掠过，向着柔柳飞过来。虽然画面上只有一株柔柳、一只燕子，但使人感受到了暖暖春意，感受到了充满情趣的盎然生机，笔法老到，布局合理，完全像出自一位老练的画家之手。
周元素把家里人都喊了来看阿留作画。阿留又画了一幅青鸟翠竹图，大家都纷纷称赞：
“阿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阿留真有灵气。”
阿留看着大家，越发憨憨地笑。此后，阿留在太仓一带，也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
周元素善识人之秉性，用人之长，使一个在别人眼中傻笨得出奇的阿留，成为远近闻名的画家。若周元素只是呵斥阿留生活中的无能，只看到其短处，不见其长，怎么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呢？
5.唐太宗以礼待士
唐太宗李世民，用人很懂得“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可谓是卓越的政治家。唐太宗平时对他的贤臣良才十分关心，建立起君臣之间感情亲密无间的关系，奠定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大臣李靖，年老且腿脚有病，行动不便，向太宗提出告老还乡。太宗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安慰，赞扬李靖“能识大体”、“一代楷模”。他下令对李靖优诏，加授特奖，赐锦绸千匹，还赐给李靖上乘马两匹和一根灵寿杖，以助李靖走路。李靖平时患小病，太宗每三两日便去看望他，同他商讨国家大事。
开国功臣李勣，患急病，经太医诊断，验方需用胡须烧成灰配药治疗。太宗闻后就把自己的胡须剪掉，烧成灰，配好药，亲自送给李勣服下，感动得李勣叩头大拜，“泣以恳谢”，太宗安慰他：“你是国家的栋李世民梁之材，望早日康复。”大臣李纲，有脚病，不能走路，太宗特赐给他一顶轿子上朝用。李纲乘轿至宫殿，太宗亲自引进，“问以政道，又令舆入东宫，皇太子引上殿，亲拜之”。凡是大臣们生病，他都亲自去看望问候。大臣马周病重，太宗亲自给他调药，下令以最好的营养品供给他。大臣们病故，他悲恸欲绝，废朝几日。大臣张公谨39岁病故，太宗大哭，有人劝他：“按阴阳书，今日不可哭泣，为风俗所忌。”太宗说：“君臣之义，同父子，情发于哀，安避忌日？”太宗哭得更悲戚，并赐赠张公谨骁卫大将军衔，封郯国公。大臣魏征的官邸缺少正殿，太宗责令五日修成。魏征病死，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亲自为魏征制碑文，并哀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唐太宗以“国士待之”，大臣们以“国士报之”。君臣情同手足，同心协力，奏出了一曲“贞观之治”的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