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所记远不止山水景物和米盐琐屑，还有不少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故事，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质，这一点在后期游记中尤其突出。这些故事至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徐霞客旅行途中的经历；另一类是插入的民间传说或有关人物的传记。我们这里主要强调第一类，试举几例。
故事一：游湖南麻叶洞
徐霞客在湖南茶陵听当地人说，附近有清潭和麻叶洞，里面有奇异的景致，但都是神龙的住处，不仅难以进入，而且不敢进入。徐霞客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即寻找火把和向导，想前去游览。可是，当地居民只敢提供火把而无人敢做向导，他们有的说：“此中有神龙”，有的说：“此中有精怪。除非是有法术的人，否则不能慑服精怪。”最后，好不容易才出高价请到一个人。他们一起来到麻叶洞前，正准备脱衣服进洞，那个向导得知徐霞客只是一介儒士而非法师，立即转身而出，惊骇不已地说：“我以为您是大师，所以想跟着您进去；如果是读书人，我怎么能跟着您去死？”徐霞客只好又回到村子里叫来他的仆从顾行，两人各持火把进洞去。这时跟着他们来到洞口的村民有数十人，打柴的腰插镰刀，耕地者肩扛锄头，妇女们做饭的停火，织布的投梭，还有放牧的童子和负重的行人等等，接踵而至，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跟着进洞。徐霞客和顾仆直到火把将要燃尽时才从孔穴中钻出来，感觉好像转世投胎一般。这时，在洞外守着看热闹的人又增加了几十个，看到他们出来，都额手称异，认为他们是懂得大法术的得道之人，并且说：“我们在这里守候了很久，以为你们一定是被精怪吃了。所以，我们想进去探看又不敢，想离开又不忍。现在，你们安然无恙地出来了，若不是神灵畏惧你们，怎能有这样的结果！”徐霞客向这些人道谢说：“我遵守自己做事的准则，探游自己喜爱的风景，劳烦各位久候，不胜感谢！”——《楚游日记》
故事二：与静闻永诀
徐霞客西游途中的忠实旅伴静闻，在湘江劫难中身受重伤，病弱不堪。到了广西之后，虽经多方医治、调养，仍不见起色，徐霞客想让静闻继续留在崇善寺养病，自己和顾仆先行。崇祯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徐霞客特意到崇善寺与静闻告别。二十三日早晨，徐霞客挂念静闻在寺庙里畏惧窗前裂缝中透进来的寒风，而僧人云白屡次答应修整却仍然没有修好；于是，趁船还未发的时候，徐霞客赶紧又拿了些钱送到寺里交给静闻，让他请人修理。这时，寺里另一位叫宝檀的僧人已远游归来，能够不避污秽，而客居的僧人慧禅、满宗又在为静闻整理竹席遮风。静闻则再次恳切地向徐霞客索求布鞋和茶叶。徐霞客对他说：“你能起床行走时，我会回来等你一起出发。何必今天一定要拿到这些东西呢？”慧禅也帮着再三开导，静闻还是不能释怀。这时船已快要出发了，而且徐霞客还要赶着到旅店里去取钱送到天宁寺的僧房去，交给在那里的宝檀，只好告别静闻。船行数里之后，徐霞客辗转反思，想到静闻坚持不已地索要布鞋和茶叶，大概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康复，独自前往鸡足山。徐霞客进一步想，如果自己下次回到这里，遇不上静闻，不是自己的本心；如果预料静闻一定会病死此地，自己下次来携带他的骨灰，又不是静闻的心愿。思来想去，徐霞客最后决定将布鞋和茶叶送给静闻；于是，重新回到崇善寺，在日色苍茫之中与静闻永诀。就在徐霞客告别的第二天，静闻就在崇善寺赍志而殁，临终托言，让徐霞客将其骨殖携往鸡足山，以遂其平生之志。——《粤西游日记三》
故事三：曲靖府受惊
崇祯十一年九月初七，徐霞客来到云南曲靖府东山，正坐在南边的山冈上休息。忽然从西边跑来一个人，气喘吁吁地对他说：“赶快下山去住宿，前面山上正有强盗抢劫，别再往前去了。”不久，这个人的妻子赶来，又说了同样的话。徐霞客抬头看看太阳，还是下午。他想，前段时间，自己整天奔走于荒无人烟的地区，全是豺狼魑魅的洞穴，即使是在深夜行走也都安然无恙。难道白天行走在居民众多的山岭，反而有强盗当道？于是他反问这对夫妇：“既然有强盗，你们怎么能逃到这里？”他们回答说：“强盗正在剥一个行人的衣服，我们夫妇得以绕道逃到这里。”徐霞客怀疑这两个人是想用这个借口骗他回山下住宿。又想，如果真的有强盗，现在大白天的返回山下，到明天谁又能保证强盗不再来？何况今天既然已经抢了人，他一定没有再等在那里的道理，不如趁此机会赶紧逃离这是非之地。于是，就呼喊顾仆立即出发。一路风鹤惊心，日暮时分来到石堡村旅店。这时，夜色已暝，明月在地，徐霞客想到终于脱离危险住进了安全的旅社，心里高兴极了。他问旅店老板：“听说山上有强盗抢劫，是真的吗？”老板回答说：“被抢的就是我的邻居。他们下午在山上砍柴，忽然有几个强盗从山后跳出来，将三个人的衣服剥掉，并将其中一个人的头砍掉了。事情就发生在您来的时候。”徐霞客听后感到又是懔然怖惧又是欣然庆幸，深深感谢前面阻止他前行的那一对夫妇的高情厚意，而且惭愧自己以私心去猜疑他们。——《滇游日记三》
这些故事，都是如实记载，却曲折动人。故事一突出了徐霞客主仆的探险精神和村民的愚昧、淳朴和善良。从无人敢做向导，到高价请来向导，到向导临阵退缩，再到众人惊异地以为徐霞客主仆是懂得大法术的得道之人，每一个环节部充满了戏剧色彩。故事二突出了静闻对理想至死不渝的追求和徐霞客对朋友善始善终的关怀。我们说过，一个和尚在追求理想的万里征途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位旅行家历尽艰辛将他的尸骨送到了目的地，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故事二集中描写了这位和尚和旅行家生离死别的情景，在黯然销魂的凄切中自有一份人情的温馨。故事三则通过一场有惊无险的遭遇，突出了徐霞客曲折复杂的心理活动。对陌生人的善意，从猜疑到发自内心的感激，以及由猜疑带来的愧疚；对危险从将信将疑到证实之后的余悸；还有逃离时的慌不择路以及风声鹤唳的恐惧，等等。诸种心理都真实可信，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旅途的艰险，而且看到了有血有肉的徐霞客的灵魂和性格：作为一个大无畏的旅行家，他不怕豺狼虎豹魑魅魍魉，可是面对没有人性的暴徒，却不能不懔然怖惧；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旅行家，他对陌生人的善意，不能不小心谨慎，但一旦得知真相，即勇于解剖自己的“私衷”。这一切都具有小说家们所说的“人性的真实”。诸如此类人情人理的故事，在《徐霞客游记》中有很多，这应该是它引人入胜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所有的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楚游日记》中的“湘江遇盗”一段。《徐霞客游记》以游历过程为线索，具有明显的自叙传性质，其叙事技巧上的特点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可以借鉴小说叙事学的一些理论来进行分析。就“实录”这一点而言，《徐霞客游记》的确是“叙事类龙门”；而在具体叙事技巧上，《徐霞客游记》和《史记》其实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在叙事角度上，《史记》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而作为自叙传性质的《徐霞客游记》，采用的是限制性的第一人称视角。
《徐霞客游记》因“我”的视角带来了一系列审美艺术上的特点，这里，我们主要讲两点。
第一，描写的内容限定在徐霞客所见所闻的范围之内，并且在很多时候都是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立体感，并且增加了事件的戏剧性。
钱谦益说徐霞客“行游约数百里，就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徐霞客传》），这种情况固然有，但是，从《徐霞客游记》中可知，也有很多时候，徐霞客是在店舍或寺院中比较悠闲地追记数天所游，如“时尚未午，驼骑方放牧在后，余乃入后殿，就净几，以所携纸墨，记连日所游；盖以店肆杂沓，不若此之净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时时以茶蔬米粥供”；“余倦于行役，憩其楼不出，作数日游记”。可见追记所游是他风尘劳顿之后一种很好的调剂，不仅在时间上有相应的空暇，而且有时在地点上也很讲究，比如说，在静幽整洁的庙观追述烟霞之游，自有出尘之境。既然是追记，我们仔细体会，就会发现《徐霞客游记》中有时候其实有两个徐霞客，一个是正在经历种种事件的徐霞客，另一个是追述这些事件的徐霞客。叙述学称前者为经验自我，称后者为叙述自我；但是，徐霞客往往放弃了叙述自我而采用经验自我，给人强烈的正在经历事件的体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移步换形”的描写带来的真实性和立体感。如：对福建九鲤湖的江郎山的描写。江郎山一名今纯山、须郎山，相传有江氏三兄弟登巅化石，故有此名。山高824米，三石峰直插天穹。徐霞客在泰昌元年（1620）五月二十三游览了此山：“始过江山之青湖。山渐合，东支多危峰峭嶂，西伏不起。悬望东支尽处，其南一峰特耸，摩云插天，势欲飞动。问之，即江郎山也。望而趋，二十里，过石门街。渐趋渐近，忽裂而为二，转而为三：已复半企其首，根直剖下；迫之，则又上锐下敛，若断而复连者，移步换形，与云同幻矣!夫雁宕灵峰，黄山石笋，森立峭拔，已为瑰观；然俱在深谷中，诸峰互相掩映，反失其奇。即缙云鼎湖，穹然独起，势更伟峻；但步虚山即峙于旁，各不相降，远望若如为一。不若此峰特出众山之上，自为变幻，而各尽其奇也。”这里，对江郎山的描写严格地以“所见所闻”为线索：先是远远看见“一峰特耸”，经打听才知道是江郎山；走近看，是二峰；再走近，是三峰；再走近，山头直直地向下剖开，一分为二；再走近，又见山头尖锐而下端收敛，似乎要断裂而又相连接。就这样，随着游人脚步的移动、位置的变换，江郎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样描写，不仅真实可信，而且能够使江郎山立体地浮现在读者的眼前。接下来，又将江郎山与浙江雁荡灵峰、江西黄山石笋以及浙江缙云鼎湖峰相比较，突出此山“特出众山”、“自为变幻”之奇，这是以衬托手法进一步描绘江
郎山，也透露出了徐霞客的审美趣味，即：与“互相掩映”或者“各不相降”比起来，他更欣赏“特出”、“自为”之美，这或许与他孤高不群的个性有关？
再如，对黄山天都、莲花两峰的描写。徐霞客曾先后两次游览黄山，对天都、莲花的描写散见于两次所写的游记中：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月初六日第一次游览时所见，“觅导者各携筇上山，过慈光寺。从左上，石峰环夹，其中石级为积雪所平，一望如玉。疏木茸茸中，仰见群峰盘结，天都独巍然上挺。数里，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趾”，“上至平冈，则莲花、云门诸峰，争奇竞秀，若天都拥卫者”， “登顶，则天都、莲花并肩其前，翠微、三海门环绕于后”；万历四十六年（1618）九月初四第二次游览时所见，“十五里，至汤口。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扶杖望殊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亦渐渐落吾杖底。转人石门，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登上天都峰顶时见“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也”；登上莲花峰顶见“其巅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盖是峰居黄山之中，独出诸峰上，四面岩壁环耸，遇朝阳霁色，鲜映层发，令人狂叫欲舞”。这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黄山诸峰尤其是天都、莲花两峰进行了比较、描写：在慈光寺左上的位置看，黄山群峰盘结，唯独天都峰巍然挺立于群峰之上；登上平冈再看，觉得莲花、云门诸峰像是天都峰的护卫；登上光明顶，则看到天都、莲花两峰并肩于前；在山下的汤寺，看诸峰都在云雾之中；登上黄泥冈，诸峰已在脚下，进入石门来到天都峰侧，则见天都、莲花挺立天外；登上天都峰顶，见万峰低伏，唯莲花峰能与之抗衡；而登上莲花峰顶，则见天都亦俯首屈居，这才最后得出了莲花峰“独出众峰上”的判断。现代测试证明，莲花、天都、光明顶为黄山三大主峰，而以莲花为最高，海拔1860米。黄山诸峰哪一座最高?这应该说是一个理性的、枯燥的问题。徐霞客的描写，不仅如实反映了他游览、考察的过程、结果，而且使本来枯燥的东西变得风光旖旎，甚至充满悬念：一会儿是天都“独巍然上挺”，一会儿是“天都、莲花并肩”，一会儿又是莲花与天都抗衡，最后分别登上两座峰顶，才终于见了分晓。
以“我”的视线为基准，作“移步换形”的描写，是《徐霞客游记》最主要的表达方法之一，它大大地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和对象的立体感，使读者有一种很强的与徐霞客一起游览、一起体验的感觉。
悬念使平凡琐事具有戏剧性。由于《徐霞客游记》采用了第一人称经验视角，读者往往要通过徐霞客的眼光来观察一切，对“未来”总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要等事情过后才知分晓。这样一来，哪怕是平凡琐事，也容易造成悬念，产生一定的戏剧效果。
一天，徐霞客与其族叔芳若以及仆人一起从福建兴化府西门出发，“西北行五里，登岭，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数岭矣。莒溪即九涤下流。过莒溪公馆，二里，由石步过溪。又二里，一侧经西向山坳，北复有一磴，可转上山。时山深日酷，路绝人行，迷不知所往。余意鲤湖之水，历九涤而下，上跻必有奇境，遂趋石磴道。芳叔与奴辈惮高陟。皆以为误。顷之，境渐塞，彼益以为误，而余行益励。既而愈上愈高，杳无所极，烈日铄铄，余亦自苦倦矣。数里，跻岭头，以为绝顶也；转而西，山之上高峰复有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畴荡荡，正似武陵误人，不复知在万峰顶上也”。九鲤湖的水历经九涤而下，徐霞客据此推断，往上攀登必有奇境，因此，想上去探个究竟。这是旅游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可是，在徐霞客笔下却摇曳多姿、悬念迭起。先是同伴害怕登高，一个劲地说走错了路；不久，地方越来越窄，同伴更加以为走错了；与同伴们的畏难情绪相对照，徐霞客却越走越振奋；随即越登越高，前路漫漫，似乎没有尽头，再加之烈日炎炎，连一向不畏艰险的徐霞客也感到劳累疲倦了；坚持着走到岭头，以为到了最高峰，殊不知更有高峰在前头，而且高过一半!咬紧牙关，沿着山岭曲折地行走，不久却柳暗花明，见到一片平坦开阔、绿水荡漾的田地，就像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一样，流连忘返，不再想到自己是在万峰顶上。从推测“有奇境”到克服困难寻找“奇境”、从振奋昂扬到劳累困倦、从误以为已在绝顶到不意中得到佳境，读者与徐霞客一起经历了一段平凡而又颇具戏剧色彩的旅程。
又有一天，徐霞客在广西薪宁州（今扶绥县）境内打听犀牛岩，“麒麟村人指犀牛洞在北山东峰之上，相去只里许耳。至其下，不得路。闻岩下伐木声，披荆攀棘，呼之不应，觅之不见得，遂复出大路旁。时已过午，虽与舟人期抵午返舟，即舟去腹枵，亦俱不顾，冀得一岩。而询之途人，竟无知者。以为尚在山北，乃盘山东北隅，循大道行。［道西北皆石峰］。二里，见有歧北转，且有烧痕焉。初，麒麟村人云： ‘抵山下烧痕处，即登岩道。’余以为此必是矣，竭蹶前趋，遂北入山夹。其夹两旁峰攒崖叠，中道平直，有车路焉。循之里余，见路旁有停车四五辆，有数牛散牧于麓，有数人分樵于崖。遍叩之，俱不知有岩者。盖其皆远村，且牧且樵，以车为载者。过此，车路渐堙。又入一里，夹转而东，四眺重崖，皆悬绝无径。而西崖尤为峻峭。方徘徊问，有负竹而出深丛者，遥呼问之，彼摇手曰：‘误矣！’问：‘岩何在?’曰：‘可随我出。’从之出，至前停车处，细叩之，其人亦茫然不知，第以为此巾路绝，故呼余出耳。余乃舍而复人，抵其北，复抵其东，共二里，夹环为坞，中平如砥，而四面崖回嶂截，深丛密翳，径道遂穷。然其中又有停车散牛而樵者，其不知与前无异也。余从莽棘中出没搜径，终不可得，始怅然出夹。余观此夹，外入既深，中蟠亦邃，上有飞岩，旁无余径，亦一胜境。其东向逾脊而过，度即舟行所过。东岸有洞累累者，第崖悬路塞，无从着足。然其肺腑未穷，而枝干已抉，亦无负一番跋履也。共五里，仍西南至麒麟村北大路旁，前望隔垅有烧痕一围，亟趋，见痕问有微径，直趋前所觅伐木声处，第石环丛隔，一时莫得耳，余以为此必无疑矣。其时已下午，虽腹中馁甚，念此岩必不可失，益鼓勇直前，攀危崖，历丛。然崖之悬处，俱有支石为梯；茅之深处，俱有践痕覆地，并无疑左道矣。乃愈上愈远，西望南垂横脊，攒石森森，已出其上；东望南突回峰，孤崖兀兀，将并其巅；独一径北跻。二里，越高峰之顶，以为此岩当从顶上行，不意路复逾顶北下，更下瞰北坞，即前误人夹中所云‘重崖悬处’也。既深入其奥，又高越其巅，余之寻岩亦不遗余力矣。然径路愈微，西下岭坳，遂成茅洼棘峡，翳不可行。犹攀坠久之，仍不得路。复一里，仍旧路南逾高顶。又二里，下至烧痕间，见石隙间复有一路望东峡上，其迳正造孤崖兀兀之下，始与麒麟人所指若合符节。乃知径当咫尺，而迂历自迷。三误三返而终得之”。这一段叙述寻找犀牛岩的经过，三误三返，终于如愿以偿。徐霞客按照当地居民的指点，走到北山脚下，找不到路只好回到大路；时过中午，他不顾误船，也不顾饥饿，又往北面走入山间峡谷之中，问遍所有樵夫，仍不知洞在何处，正在徘徊犹豫时被一位好心的樵夫带出重崖；当得知这位樵夫并不知道犀牛岩时，徐霞客往山北、复又往东走入深树丛林之中，直到道路断绝，丛莽荆棘中反复搜寻，仍无消息，只好再次怅然而出；回到麟麒村北的大路旁，看见前方有一圈烧火的痕迹，急忙前去，见烧痕间有一条小路，正与村民的指点相符合，徐霞客此时虽然饥饿已极，仍鼓足勇气一往直前，又几经攀援登越，终于达到了目的。当游遍“犀牛岩”及崖下之洞后，徐霞客感叹：“洞天福地，舍此其谁?余披循深密，静若太古，杳然忘世。”（499页）在这里，犀牛岩风景怎样似乎已不太重要，徐霞客能不能找到该洞成了读者关注的焦点。读了前面“三误三返”的文字而终于“得之”之后。读者才与徐霞客一起松了一口气。这“三误三返”的经过本身充满了悬念，使平淡枯燥甚至令人懊恼的经历具有了戏剧色彩，同时也反衬了犀牛岩的审美价值，读者对这“来之不易”的“洞天福地”当倍加留意和珍惜。事实上，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就有这样的心理：开始不断为作者的穷途末路担忧；然后为作者的“终得之”而庆幸；最后随着作者的笔欣赏夕阳下的犀牛岩时，则似乎与作者一样，有着艰难过后的疲惫、轻松与欣喜。《徐霞客游记》中类似这样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的描写有很多，它们不仅如实地反映了徐霞客旅游过程中百折不挠的意志，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美学效果，大大增加了游记文字的戏剧效果，不可等闲视为赘笔。
在《徐霞客游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前后有矛盾之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文对前文有补充和修正，典型的例子如静闻去世的时间，崇祯十年十月初八的日记中记载，徐霞客在广西太平府（今崇左县）听一位从南宁崇善寺来的僧人说，静闻死于九月二十八日；同年十二月初十的日记记载，徐霞客回到崇善寺，才知道静闻其实死于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说离他俩分别只一天时间。再如，前引“曲靖府受惊”的故事中，徐霞客对习嚣一对夫妇的看法，开始是怀疑，然后是感激，并对自己先前的怀疑感到愧疚、自责。这样，正在经历时蒙在鼓里，而追忆时则已了解真相；了解真相之后，对当时的认识和看法就会有所修正和补充。
第二，以“我”的眼光来裁剪景物、品评人物和事件，使所写之景和所述之事都带有“我”的主观色彩，这缩短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容易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但有时也难免带有一些偏见。
景中之“我”。王国维曾将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类，简单地说，“有我之境”是指作者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观察外物，并将这种感情投射到外物上去；“无我之境”则是指作者以冷静理智的态度观察外物，外物以其本来面目呈现，作者为外物吸引达到物我一体的忘我境界。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任何艺术作品要达到完全的“无我”是不可能的，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会打下作者思想情感的痕迹。《徐霞客游记》以第一人称写景、叙事、议论，而且是严格的记实文字，字里行间到处都有徐霞客亲切的身影和声音，如果参照王国维对诗词艺术的划分标准，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有我之境”。
山青水碧，草绿花红，这些自然景物会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感受。徐霞客从小酷嗜山水烟霞，对大自然有一份执著的爱，亦即美国学者亨利施瓦茨所说的“自然之爱”。这种“自然之爱”贯穿在整部《徐霞客游记》之中，无论花开花落还是晨风夕阳，无论崇山峻岭还是溪流洞壑，无不染上了徐霞客强烈的感情。《徐霞客游记》开篇即是：“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在明媚春光之中，徐霞客愉快地踏上旅途，在他眼中，山水风光无不喜气洋洋，这是典型的“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一别具特色的开篇为整部《徐霞客游记》定下基调，美景与深情相结合成为《徐霞客游记》一大特色，前引在莲花峰顶兴奋得“狂叫欲舞”及在浙江金星峰顶上“与太虚同游”等情形都是典型，再如：
一路由石隙而入，复有二石峰对峙。路宛转峰罅，下瞰绝涧诸峰，在铁船峰两旁，俱从涧底矗耸直上，离立咫尺，争雄竞秀，而层烟叠翠，澄映四外。其下喷雪奔雷，腾空震荡，耳目为之狂喜。——《游庐山日记》，32页
余晚停杖雪花洞，有书生鲍姓者引至横突石上，俯瞰旁瞩，心目俱动。忽幽风度隙，兰气袭人，奚啻两翅欲飞，更觅通体换骨矣，安得百丈青丝悬辘轳而垂下也!——《粤西游日记四》，632页
五里之云梯杳蔼(自大寺来，约有五里），千秋之鹤影纵横，非有栖霞餐液之缘，谁得而至哉!时已过午，中有云寮，绾钥已久，灶无宿火，囊乏黄粱，无从扫叶煮泉，惟是倚筇卧石，随枕上之自寐自醒，看下界之云来云去。——《粤西游日记二》，447页
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狮林，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携之上；既下，则寺前桃揖缤纷，前之杏色愈浅而繁，后之桃靥更新而艳，五日之间，芳菲乃尔。睹春色之来天地，益感浮云之变古今也。——《滇游日记六》，923页
引文一是在庐山石门见诸峰竞秀云烟缭绕而耳目狂喜；引文二是在广西会仙山雪花洞因幽风兰气而两翅欲飞；引文三是在广西会仙岩上卧竹石观云飞而感栖霞之缘；引文四是在云南息檀寺睹桃杏争春而叹古今沧桑，都是因景生情，情在景中。
徐霞客曾说：“得趣故在山水中，岂必刻迹而求乎？”他以酷爱自然之心，寓目成景；尤其与众不同的是，纵使身处困境，同样可以超然地陶醉于景。在浙江衢县境内，因风向不利而舟行迟滞，晚上泊舟于名不见经传的杨村，徐霞客非但不懊恼，反而能悠哉游哉地欣赏江边的夜景：“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尽，一身与村树人烟俱溶，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也。”这里，不只是景物中有“我”，而且是“我”与景物融合为一了。《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了许多“误走”的故事，徐霞客经常为了某一景点，往返寻觅，如前所述，有时“三误三返”甚至“四误四返”，他却从未懊恼，反而为无意中得到“胜境”而庆幸。更有甚者，在“逃命”的紧急时刻仍留意风景，他在云南曲靖府东山为了躲避强盗，慌乱中错顾不定，在“石瓣中宛转取道”，仍注意到“其石质幻而色异，片片皆英山绝品”，并为“风鹤惊心，不能狎憩而徐赏之”而深感遗憾。而对一些杀风景的人和事，徐霞客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如在云南永昌府（今保山市）卧佛寺，看到殿中有几个儒生和妓女、僧人一起喝酒，他只好怏怏离开，晚上睡在寺中，月白风清，但想到洞中有猥亵的浪子，寺中无正派的僧人，犹觉败兴，“恹恹而卧”。
事中之“我”。在《徐霞客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徐霞客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大小各类事件，它们将读者直接引入“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从中可以看到另一个充满世俗情感的徐霞客。
湘江遇劫时，船中人皆入水逃命，只有静闻一人冒死救下一些衣物，都被同船的石瑶庭和艾行可的仆人认去，静闻问了一句：“都是你们的东西吗？”石瑶庭即大声斥骂静闻，并污蔑静闻引盗入船，而且想贪污他的箱子。对石瑶庭的无耻，徐霞客愤慨不已：“不知静闻为彼冒刃、冒寒、冒火、冒水，守护此箧，以待主者，彼不为德，而反诟之。盗犹怜僧，彼更胜盗哉矣，人之无良如此!”徐霞客与静闻生死不渝的友情可谓千古绝唱，可是，在徐霞客笔下，这位慈悲善良意志坚强的朋友却并非总是那么可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总是融洽和谐。湘江遇劫之后，静闻主动请求留在衡阳筹措旅资，却“久留而不亟于从事”，徐霞客忍不住对他“征色发声”；离开衡阳时，他们为了与朋友刘明宇见面，在泥泞黏滑的田埂上赶路，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忍不住互相埋怨责骂；静闻病重不能行走，徐霞客为他重金觅得轿夫相送，轿夫欺负静闻本分老实，不仅以牛车代轿，还将静闻的行囊被褥骗去，徐霞客不禁怒其无能：“静闻虽病何愚至此。”这些细节不仅真实地刻画出了静闻老实厚道得近乎木讷、愚蠢的个性，也真实地表现了徐霞客“凡俗”的一面。
更为典型的是关于“家书”的记载：“先是俞禹锡有仆还乡，请为余带家报。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书辞之。至是晚间不眠，仍作一书，拟明日寄之。”这段日记写于崇祯十二年七月初一至初三日，这时徐霞客离家已将近三年。据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徐霞客准备西行时曾对家人说：“譬如吾已死，幸无以家累相牵矣。”湘江遇盗之后，有朋友劝他返乡，他回答：“吾荷一锸来，何处不可埋吾骨也。”其悲壮和决绝几与易水岸边的荆轲相类似。可是，当他远离故乡和亲人、饱尝旅游的苦乐之后，“家”的分量是如此沉重，以至于为“是否要写家书”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费尽周折。他理智地想，自己在外漂泊已久，也许家人认为自己早已不在人世，如果收到书信反而会为自己的安危担忧，于是决定不写。可是，故乡亲人之思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数天之后犹为此辗转难眠，终于还是写了家书。此前在云南鸡足山兰陀寺，僧人弘辨、安仁托顾行转告，第二天是除夕，希望徐霞客早点回悉檀寺，不要让他们牵挂悬望，徐霞客说，“余闻之，为凄然者久之”，这里的“凄然”与“不眠”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感流露。由于是第一人称叙述，“余念”、“余闻之”等很自然地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直接接触到了作者的细致、复杂的内心活动，因而很容易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不过，既然是“我”的视角，表达的是“我”的感觉和判断，有时就难免带有主观偏见。如，徐霞客记载广西风俗说：“正月初五起，十五止，男妇答歌， ‘打跋’或曰‘打卜’，举国若狂，亦淫俗也。”视男女对歌为“淫俗”很明显是一种拘于传统礼教的偏见；再如，《徐霞客游记》中有许多关于农民武装的记载，其中有一些有严明的纪律，并不扰民，徐霞客则一概视为“盗”、“贼”、“流寇”、“流贼”，也典型地反映了其封建正统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