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伦(732—789)，唐代萧颖士。曾任新城令、东阳令、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晚年上表自请为道士。其诗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但《女耕田行》、《屯田词》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艰苦。论诗主张“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其诗体裁皆有所涉猎。
【简介】
戴叔伦(732—789)字幼公，一字次公，金坛城西南窑村人，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出生在一个隐士家庭。祖父戴修誉，父亲戴昚用，都是终生隐居不仕的士人。戴叔伦年少时拜著名的学者萧颖士为师，他博闻强记，聪慧过人，“诸子百家过目不忘”，是萧门弟子中出类拔萃的学生。至德元载（756年）岁暮，为避永王兵乱，25岁的戴叔伦随亲族搭商船逃难到江西鄱阳。在人生地疏的异乡，家计窘迫，于是他开始探寻仕途。 大历元年（766年），戴叔伦得到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使刘晏赏识，在其幕下任职。大历三年，由刘晏推荐，任湖南转运留后。此后，曾任涪州督赋、抚州刺史，以及广西容州刺史，加御史中丞，官至容管经略使。他在任期间，政绩卓著，是个出色的地方官吏。贞元五年（789年）四月，他上表辞官归隐，六月十三日在返乡途中客死清远峡（今四川成都北）。第二年返葬于金坛小南门外县城南郊。明万历46年（1618年），金坛知县张翰中为疏通城内漕河，将其墓地移至南郊高坡（今南门面粉厂南围墙前），并亲自题立“诗伯夜台”墓碑，即“大诗人之墓”的意思。
【主要事迹】
戴叔伦是江苏/金坛县人。他爷爷戴修誉和他爸爸戴昚用，都做了一辈子隐士而不愿为官。可到了戴叔伦这辈儿，他与哥哥戴伯伦就都开始做官了。他哥哥做的官不大，仅是个县令。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说戴叔伦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5年）中的进士，恐大谬。唐人权德舆为戴叔伦所写的“墓志铭”很清楚地说，戴叔伦死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春秋五十八岁。倒推一下，其生年则为公元732年。而公元805年时，戴叔伦已经死了17年了，绝不可能再登什么进士第。想必辛文房是没见过权德舆为戴叔伦所写的这篇“墓志铭”，所以就一通瞎猜。戴叔伦中进士，估计应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前后，那时他二十六岁，“安/史之乱”也刚平息。这有些类似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所经历过的“文革”，之后的1977年才恢复“高考”。
在“安史之乱”平息前，戴叔伦一直跟从当时的名士萧颖士学习，且因避乱而去鄱阳暂居过几年。他三十二岁时，吏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刘晏很欣赏他，向朝廷上表推荐戴叔伦为九品秘书正字，并召他入自己的幕府中做事。盐铁转运的差事，其实就是负责国家盐务与钱粮的运输。那时，刘晏负责的是湖南一带的盐铁转运，戴叔伦可谓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次，戴叔伦押解钱粮路过四川云安，正逢叛臣杨子琳谋反，劫持了戴叔伦，并威吓戴叔伦说，“把钱交出来，我就免你一死。”我们的戴大人竟也宁死不屈了一把，说“身可杀/财不可夺”，那杨子琳看看也没什么办法，就又把他放了。戴叔伦因此而升为八品的监察御史。五十岁时，再升为七品的东阳县令。任县令期间，因政绩卓着，加授从六品的大理司直。五十二岁时，提升为正六品的侍御史。五十三岁那年，代任四品的抚州刺史，同年转正，加授金紫服（《新唐书车服志》曰：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封谯县开国男爵位。
戴叔伦的诗，自唐人高仲武说他“其骨稍软”后，清代的纪晓岚、翁方纲、乔亿等人也都讲他“雄浑不足”或“皮松肌软”之类的话。我倒不以为然，因为大凡充满澹泊之意的诗，你让它怒目圆睁或铿锵有声也不大可能，雄浑与澹泊原本就是一对儿矛盾，非要二者兼备起来，就是浑球儿的要求了。再则，纪晓岚、翁方纲是何等脾气与人物----那是拼命入世的大官人啊，所写的东西自然是“进取”有余、“奋斗”刚强。
而戴叔伦是不想逞强的，即使三十岁出头时被刘晏推荐做了九品的秘书省正字，也还抒写着“野人无本意/散木任天材”的恬淡情愫。等到他升任御史时，对于仕途其实已有厌倦情绪了，诸如“早知名是病，不敢绣为衣”以及“身随幻境劳多事/迹学禅心厌有名”之类的诗句，就很能表明他激流勇退的心思。据说在出仕前，他就曾半隐于小天台山中，常与方外之士交往，甚至精研《易经》，很打算求仙学道。试想，如此一个三心二意做官的人，所作之诗又怎么可能“雄浑”起来呢！
其实，戴叔伦有他自己的诗歌观，他曾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蓝田那地方在陕西省，以盛产美玉闻名。但美玉在尚未
开采出山以及未加工前，猛地看去其实与一块破石头无异，自然不能把它放在眼前来观赏，与其拿到眼前来看一块破石头，真不如去看它在山中被烈日照耀时所生发出的朦胧光芒。把这句话说的更明白些，其实就是说“诗贵朦胧”。当然，这句话可能也还有另外一种指向----诗人与诗之关系，因为“蓝田生玉”这四字的本意指的是“只有蓝田那地方才能产出美玉”，换言之----只有好诗人/才能出好诗；而好诗人未必就能够拉到你跟前做成好朋友或好人，一但你离诗人近了/熟了/没了神秘感，没准儿就开始讨厌他了。倘若再发现他有打嗝放屁的毛病，口臭腋臭的气息，以往那美好诗人的形象很可能就被彻底糟蹋。若干年前，我去贵州出差，顺便到贵州农学院造访了一下印象中还不错的诗人郑单衣，可见面时惊闻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胡臭，就再也不想见他的人和诗了。
估计戴叔伦是不会有胡臭的，即使有，也知道要躲人远一点，留个好印象。他让人远远看他的诗，自己也把诗写得远远的----
年年五湖上，厌见五湖春。长醉非关酒，多愁不为贫。
山川迷道路，伊洛困风尘。今日扁舟别，俱为沧海人。
是啊，文化人有时就是如此，那别扭或不快你根本就说不出有鼻子有眼儿特别具体的原因----我们的戴大人醉得糊里糊涂并不是因为酒喝多了，整天发愁也不是由于穷困所致，那究竟为什么？感觉反正是一个字----烦！我就常有活腻了的感觉，像一篇小说里某个人物所想的----写书没劲/不写书也没劲；有名没劲/没名也没劲；忙着没劲/闲着也没劲；能吃上领袖常吃的蟠桃或芒果没劲/吃不着也没劲……总之，一想起人生的终极意义就倍感无聊，脑袋就一片空白，可又不愿立刻死掉，于是逢人就嘻皮笑脸闲扯淡地说句----你打我一顿吧（心里当然不愿别人真打）。戴叔伦断然也不愿被别人踹两脚或抽两记耳光，无非只想表达一下对人生意义在瞬间所感到的莫名与恍惚。
自唐人高仲武始，宋/元/明/清历代评论者能比较认可的基本是他的五律， 《中兴间气集》里所选的六首戴诗，全是五律。唐人姚合在《极玄集》里所选的七首戴诗，不是五律的也只有一首。唐人韦糓所编的《才调集》选戴诗四首，三首是五律。其实，从初唐到中唐，五律一直是诗坛上的主流诗体，即使是“省试诗”也是十二句的五言体，所以诗人大都对五言诗的写作下过极深功夫，而以五律或五言体见长的诗人也就不独戴叔伦一个了。 有一个情况是需要特别说明的，那就是收在戴叔伦名下的诗，伪作及还不能确定的比较多。 《全唐诗》共收戴叔伦诗304首，基本是以明代的活字本唐人诗集/朱警的《唐百家诗》/胡震亨的《唐音统笺》/《文苑英华》以及清康熙年间席启寓所编的《唐百名家集》等书为依据编纂而成。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蒋寅先生耙梳考证，暂时得出可确信为戴作的184首，可确定为伪作的56首，而备考之作依旧高达64首之多。戴诗的伪作及不确定之作的数量之所以很高，主要因为历经宋/元时期的频繁战乱，各类文集遭兵焚及散佚均很严重，明代以后的民间私馆刻本又基本属传抄性质，七拼八凑，许多诗甚至都是唐代以后的人所写，故可做的考据工作依然很多。四百多年后的宋朝，也有位姓戴的诗人叫戴复古，诗名响彻东南半壁江山近五十年，这人便是戴叔伦的后裔。若比较二人的诗，我其实更喜欢戴复古的，也常摘他的对偶诗句写成对联赠给友人，诸如“心宽忘地窄/亭小得山多”、“无心当世用/袖手看人忙”、“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菊花到死犹堪惜/秋叶虽红不耐观”、“苦恨好山移不得/生憎俗客去还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