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历】
孔文升：字退之，谱名思退。自号山竹。元曲家。自元至元乙丑年（1265年）生于浙江平阳，宋朝德祜末随父由浙江迁居金陵。少年参加科考一举成为金陵少年郡庠，传为美谈。1292年父亡后举家迁居溧阳，逐为溧阳人。出仕在1294年元甲午春也，先为建康书吏，后调江西富州幕官（元大德年间）。1308年后再调太平路教授，元延佑年（1318年）以将仕郎出任嘉兴路知事，泰定三年（1326年）以承事郎任建康上元县尹。致仕后定居溧阳福贤乡（今溧阳后六土楼下），卒于元至正辛卯年（1351年）终年八十七岁。后葬于城西举福乡，西吴山之栖梧原。（如今溧城镇上阁楼村西铁山南坡）。
【少年郡庠】
文升公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祖父贵敬是南宋宝庆二年进士（公元1227年）为仙源县令。其父潼孙字宗善，世居浙江平阳，宋德祜末为建康路教授，因举家金陵。公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加上天资聪明，所以少小就能徐琰也与公交往颇深，且对公的才学颇为赏识，称公为“天资聪颖，笔力过人，擅江淮之俊才”。徐琰字子方号养斋又自叟，东平（今山东省）人，为翰林学士，少有文才，曾毕业于东平府，元世祖至元初受人推荐入朝，任职太常寺，后为陕西行省朗中，至元二十三年为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九年迁江南浙西肃政廉访使，召学士承旨，文名显于当时。另外当时的一些元曲名家也是经常与公游玩填曲，交流文章诗句。尤其是元曲大家卢絷莫不与公一起，一游一宴，或赋诗，或填曲，每必书见示之。一日与徐公出游，廉使容斋徐公琰云：“书中有女颜如玉”。戏谓退子曰：“试为我属一对，俗语尤佳。”公即应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陪伴吃酒，酒吃三分，徐公要求文升公写一曲赠送给千金奴，公应之，借酒意，才思涌动，即席挥毫写就了一曲折桂令《赠千金奴》。全文如下：“杏桃腮，杨柳纤腰，占断他风月排场，鸾凤窝巢，宜笑宜颦，倾国倾城，百媚千娇，一个可喜娘，身材儿是小，便做天来大福也难消，檀板轻敲，银烛高烧，万两黄金，一刻春宵。”容斋公大喜，当即举杯度曲，尽兴而大醉。此曲也即刻被传唱而流行，也只因这一曲使公几遭弹劾，险些被罢免官职。由于元代儒人得不到重用，公的济世行道之抱负得不到实施，目睹民众的困苦却难以得以帮助，公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间，借天然之物，以文章诗句来排迁心中的忧愁。公在溧阳也有一段以文会友的佳话。说公一次与溧阳的一些名人雅仕，游玩于溧阳的地面上，当行至戴埠白塔里时，村上有一只白公鸡大白天的伸着勃子在啼叫，公随即说出一句“白塔白鸡啼白昼”。问这些名仕，谁能与之对之？因而大家就展开想象，摇头晃脑，冥思苦想起来，狠不得立即对答出来，就是有个别虽然对出但不工丈，称不上绝对。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眼看日落西山。公说：看来今日你们是对不上来了，这时大家说：你自己能续上下联，到城我们请你吃酒，公说：“酒就免了，这下联我心中早就想好了”。于是众人就吹促公把它说出来，公说：“别急，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城吧”。说话间来到城南的黄墟村，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刚踏进村，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黄狗，向着他们过路的陌生人狂叫。这时公对身旁的几位说：你们不是要听我的下联么？那你们听好了，现在我就说出下联。于是一对绝对就此产生，从此也成就了一段流传于世的佳话。此对如下：
白塔白鸡啼白昼，黄墟黄狗叫黄昏。
【美德尚存】
文升由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接受了传统的文明美德，加上公自身的修养素质及高尚的道德品质。因而在公的一身中真正体现了一个儒者的美德，无论是接物待人，还是为人处事都能反映出公的崇高道德品德。他为官一身正气，清政廉洁。他胸怀大志，立志要济世行道。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他颂扬勤劳，憎恶懒惰。他遵守孝道，尊敬长辈，和睦兄弟。他言行一致，为人诚实，他乐善好施，关心民众。虽然他在外为官，但溧阳人都知孔文升是一个大慈大德之人。例如溧阳县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元大德年间，溧阳奇人史春方（据说史春方擅长唐朝李中墟的术算，料事如神）在当涂旅馆病逝，临死前他留下遗书，交给店铺老板说：“我虽在此地死去，但你尽管放心，三天后溧阳的孔文升到此，你把书信给他，他定会为我买棺归葬”。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后文升公来到当涂旅馆投宿，店铺老板把书信交给了文升公，公打开书信一看，信上写道“溧阳史春方，命该绝于此处，公是总所周知的大慈大德之人，望公将吾收敛归葬溧阳”。文升公被史春方料事如神所感动，同时公也是一个乐善好施之人。当即为他买棺收敛，运回溧阳归葬。他不但自己的言行博得众人的好评，同样他也经常教育子女们为人处事要讲一个信字，诚信仍是为人之本。与人相约要讲信，为人处事要讲信，一个人丢掉了信字，这人就失去了为人之道。因而公的一生以十六个字为座右铭，不但自己按这十六个字去做，教育子孙们也要按这十六个字去做，他并把这十六个字刻在自己的手丈上，作为镜子，时时对照。这十六个字就是：“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不苟富贵”。这也是公一身为人处事之德。
【俭朴一生】
孔文升的一生经历了动荡不定的社会时期，也经历了家庭变故的艰难困苦，虽然他对外人能康慨解囊济世救贫。但自己总是以节俭为主，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常说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只看三个字“衣`”“食`”“住”（即穿衣吃饭和住房）克齐公在他的文章中写到“先君居溧阳五十余年，未当妄用一物，资产虽中年颇丰富，亦未当过用”。别人讥他，他也只是说：“吾今举家锦衣玉食，亦无不可也，但念幼时不给，不敢忘本。且略起侈心，即损俭德，必害诸物，获罪于造物矣”。他一再教育子孙，人生从俭。人生虽至富贵，但只能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饭。所谓下等屋，并非茅屋土墙，只是不恶壁，不雕梁画栋。中等衣是指绫绢布匹即可。上等饭，并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指白菜鱼肉即可。所谓叫住寻常屋，着寻常衣，吃寻常饭，使子孙们与平常人家一样，做到无异于众人尤妙。他一直提倡人要勤劳肯苦，无论是读书还是耕种，不努力就不可能有收获。他对懒惰之人深恶之，尤其是好吃懒做的人，终身不能与之为伍。对子孙中穿衣打扮有异于众者必严诃禁止。同样能反映公生活俭朴的实例，又如克齐公在书中写道：“先人衣服惟尚由绢木棉，若毛衣纻丝绫罗不过各一`二件而已，白袖祆一着三十年，旧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纸亦谨藏之，一文也亦未当施于无用处。布衣素履，磁器木具与常人同。人家讥之太简，先人曰：“吾昔者甚贫，今日颇富，始终皆是吾也，岂可以此为变乐而有异载。尽随遇而安，无预于已，故无适而不自得也，知者鲜矣”。也只有公这样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才能贫困而不秃丧，富贵而不骄奢。正如古人所说：“人生好俭，则处乡里无贪利之害，居官无贿赂之污”。这也正是公一身的真实写照。